古埃及人的世界观中并没有“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甚至埃及语中也没有任何一个词指称“美术”。虽然古埃及美术品具备审美的性质，但本质上还是功能性的。

对于古埃及美术的主导者——国王和贵族而言，美术的意义在于通过视觉手段具象化王权观念、国家意识形态和国王的统治合法性，以及巩固贵族的特权地位。国王和贵族在美术品制作、消费系统中，既是为美术品支付报酬的赞助者，又是欣赏美术品的观众。与此同时，古埃及的平民们在此系统中则是居于从属的、被动的地位。神庙内殿和国王、贵族们的墓葬建筑对大众封闭，因此平民只能观看、感受塔门、巨像、方尖碑等巨大的纪念碑性建筑。这些巨型建筑改变了当地景观，向大众传递了关于国家权力的 信息。美术品也可以侧面展示古埃及社会结构。贵族的地位越高，与国王的关系越近，就更有机会接触王室工坊制作自己的纪念物。

古埃及美术作品主要出自国王、贵族和高官的墓葬、神庙和祭庙。一般而言，葬礼结束后墓门就被封死，其中的陪葬品和墓内精美的装饰亦难有重现之日。古埃及的墓有双重含义。作为亡者的居所，它是抽取了古埃及日常民居元素的建筑；同时，作为举行部分丧葬仪式的场所，墓中有大量关于日常生活、葬仪等主题的浮雕或壁画。不仅如此，雕像也是组成墓葬美术品的重要部分，其中以死者本人的雕像居多，家人雕像亦有发现。雕像的主要功能是替代死者的肉身，接受供奉并供死者的巴栖居。各个门类的美术品在各个时代中均有独特的变化（见古王国时代的美术、中王国时代的美术、新王国时代的美术、晚期埃及的美术）。

上层墓葬的陪葬品既有葬仪所用，也有家具、珠宝、化妆用品、各类器皿等死者的日常生活用品，它们是为了满足墓主死后生活所需。制作陪葬品在古埃及社会中是一项专门的行业。高质量的陪葬品反映了古埃及人在冶金、玻璃、雕刻、壁画、镶嵌等方面的美术品制作水平。

神庙作为神祇的居所以及举行祭祀仪式的神圣空间，是一个由种类众多的大量高水平美术品组成的集合。神庙中常见的美术品包括各个享殿的墙面浮雕、壁画、塔门、方尖碑和神庙内外的雕像。墙上的浮雕描绘了在神庙中举行仪式的场景，以及国王参与的重大事件。古埃及的浮雕一般都是先雕刻、后上色的浮雕壁画，部分浮雕的颜料至今可见。在神庙中，柱厅内高耸的石柱、纸草或莲花造型的柱头等构件上也不乏精美的浮雕。和墓葬一样，雕像也是神庙中的重要美术品。神庙祭祀的主神神像一般由贵金属制成，放置在神庙最深处的圣堂中，因此那里也是整个神庙的祭祀中心。贵族像最初并不放在神庙中，但在新王国时期，人们以将自己的雕像放入神庙为贵，因为这可以保证雕像的主人永远在神的面前、为神服务。这种与神接近的方式也能够使他们分享到一点神的供奉和福祉。

王室宫殿和民居一般都由泥砖建造，因此很少有能保存至今者。也正因此，这类建筑较少受到关注。目前保存最好的宫殿遗迹是位于阿马尔纳的埃赫那吞宫，宫殿地砖和墙面有展现日常生活和自然风光的精美图像。出土自古埃及民居遗址的特色美术品有以繁殖神、家庭守护神装饰的家具或护身符，古埃及人依赖这些供家庭中祭拜的神祇来抵抗恶灵。

古埃及的工匠群体作为美术品的制作者，在社会中的地位较高。尽管文献和石碑显示他们受到优待，过着舒适的生活，但他们的名字几乎没有被留下，而工匠与某件具体作品对应起来的情况就更少见了。这或许也和古埃及美术品制作的高度流程化有关。任何一件作品都由多名工匠合作完成，每人仅负责制作流程中的一项步骤，包括初步制出形状、绘制轮廓线、雕刻细节、打磨、抛光、上色等等。工匠们被调配起来一起在工坊中工作。埃赫那吞的工匠村提供了这方面最详细的信息，在位于阿马尔纳的这一块聚落中，大师和学徒在一起生活和工作。

不同美术品的制作都严格遵守流程，如浮雕或绘画中的与人体一般大的人像，但这些巨大人像也是按照统一方法，按比例制作出来的，以确保所有人像的创作都遵循古埃及美术的基本法则。被分成18个单位，人体的每部分都是一个或接近一个的单位。由此，人体形象以同样的方式被源源不断地制作出来。

坚固的石材是古埃及美术品最常用的材料。具体而言，最易获得的石材是尼罗河流域的采石场就可以生产的石灰岩，砂岩和花岗岩。闪长岩，石英岩、玄武岩和硬石膏的产量相对较少且不易获得，但因为颜色、硬度或者抛光后的光泽而受到欢迎。蓝绿色的绿松石、蓝紫色的紫水晶、深蓝色的青金石是古埃及美术品最常用的宝石，一般用于王室珠宝或镶嵌在武器上。这些宝石并不产自埃及本土，而是进口自今西奈半岛、苏丹共和国和更遥远的阿富汗地区。

古埃及人有时也用木材作为雕刻材料。但由于木材易腐朽、易受虫害，因此现存的木雕美术品极为罕见，但雕刻的细致程度很高。埃及当地的木材较软，美术品制作多用黎凡特地区和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进口的雪松、紫杉和乌木。

直到晚期（公元前715至332年）以前，金属雕像都不常见。在此之前，仅有屈指可数的古王国时期的等身铜像，中王国时期的铜合金雕像、器皿。晚期铜像最主要的是大规模生产的小型青铜神像。此外，还有一些以金、银制成的，用于祭祀的神像，它们是财富和工艺的证明。

当古埃及文明与希腊罗马文明接触后，就以其颇具特色的文明特征吸引了作为征服者的希腊人、罗马人。在罗马统治后期，大量古埃及纪念碑和美术品就被带回罗马帝国本土。罗马工匠也着手仿制古埃及艺术品。他们的手艺十分高超，导致部分罗马仿制品和埃及本土产品难以区分。随着古埃及宗教为罗马人所知晓，与宗教密切相关的古埃及艺术元素也得到传播和借用。

近代西方人对古埃及美术兴趣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圣地（Holy Land）的旅行者将古埃及艺术和圣经故事联系在一起，留下了对于古埃及纪念碑的记录。17世纪初，部分旅行者甚至将一些古埃及艺术品带回欧洲。1798年，随拿破仑远征埃及的学者们的调查工作，以及《埃及记述》的出版提供给当时欧洲人关于古埃及的第一手资料。这不仅影响了当时欧洲的艺术发展，亦为正在母体中的埃及学学科提供了最基本的材料。1822年，商博良成功节度圣书体象形文字，这标志着现代埃及学的诞生。1922年，卡特发现了未被盗的图坦卡蒙墓，此事在西方世界引发了古埃及文明的热潮。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对古埃及艺术的兴趣非但没有降低，反而一路攀升。现代艺术家，尤其是西方艺术家常以古埃及文化和视觉元素为灵感。然而，人们对古埃及文明的认知经常是从间接，甚至诸如电影或电视这样不可靠的来源获得的。这样形成的一个现代想象的古埃及美术传统，几乎独立于原本的实际的古埃及美术传统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