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社会主导家庭模式变化的过程，即从较复杂的类型（例如主干家庭或联合家庭）向一种简单类型（即核心家庭）转变的过程，当核心家庭逐渐发展成为社会的主导家庭模式时，则称为实现了家庭核心化。

从形式上来看，中国核心家庭户的比例已稳定地保持在较高的水平，1982、1990、2000和2010年依次开展的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核心家庭户比例依次为66.9%、70.4%、66.2%和58.3%（其中二代核心家庭户比例依次为62.2%、64.0%、53.5%和39.8%，一代核心家庭户比例依次为4.7%、6.4%、12.7%和18.5%），说明核心家庭户已成为中国家庭的主要形态，一些学者也由此得出“中国家庭核心化”的论断，但也有学者认为，核心家庭户比例和数量的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家庭核心化，也有可能是人口结构和居住模式变化的反映，这是采用家庭户指标分析家庭模式变化时存在的一个重要缺陷。

就原生意义的“现代核心家庭”概念来说，它不仅是指居住模式，更与一整套价值体系、生活方式和物质条件等因素紧密相关。西方国家近代家庭核心化的一个重要制度基础即是其相对完善的福利与保障体系，这些制度安排保证了核心家庭中的个体可以不依赖于扩大的家庭亲属网络或其他人便能够生活，并对个体的生老病死都有比较完整的保障。但在中国，以单位和农村公社为主体提供的福利保障在改革开放后转化为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面向家庭的福利政策主要表现为补缺模式，即将重点放在了问题家庭与失去家庭依托的边缘弱势群体。在此背景下，很多核心家庭仍不得不从其亲属网络（主要是父母）获取支持，其家庭功能的完成呈现网络化特征，也有学者使用“家庭功能网络”“网络家庭”和“核心家庭网络化”等概念对此进行概括。

一般而言，对家庭核心化的认识容易陷入3个误区。

家庭核心化反映主导家庭模式的转变，强调家庭组合形式和家庭内部关系的变化，而家庭规模注重描述家庭成员的数量变化。家庭规模的缩小和家庭核心化有相关的一面，但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例如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和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资料显示，这一期间中国核心家庭户的数量与比重均呈增长，但平均家庭户规模却从4.3人增加到4.43人，这种情况只能通过人口结构的变化来解释。

核心家庭的比例较大受到不同代际人口的数量及婚育模式的影响。如：某个国家/社会以主干家庭为主导模式，且上一代人有较多子女存活到成年并婚配，则必然会涌现出大量核心家庭，致使核心家庭比例增加，但却并不一定意味着主干家庭模式向核心家庭模式的转变，而更多反映了人口结构的变化。

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在家庭研究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其核心即是核心家庭与工业化之间的相互适应。按其理论，工业化使西方社会的传统家庭制度瓦解，使其经历了一种从大家庭向小家庭变化的过程，独立于家庭以外亲属关系网的核心家庭大量涌现，并且全世界不同民族、种族、文化的国家和地区都会经历这样的发展阶段和历程。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一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批评。批评者认为，用核心家庭来覆盖家庭形式的多样性很不恰当，将其作为所有家庭的理想形式更是欠妥；工业社会中的亲属关系对家庭和个人来说依然重要，工业化的出现和家庭关系变弱间不存在直接关系；大规模的人口与社会调查还破除了“小家庭是现代社会显著特征”的神话，大量数据表明西方社会的核心家庭在过去几百年中一直占主导地位，关于工业化之前大家庭占主导的说法并没有得到历史数据的支持，并不是只有核心家庭才算“现代家庭”，现代社会的家庭可以有不同的形态。